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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锦诗: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

发布时间:2018-11-05 16:29:03

“你对它有深深的爱,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。”——樊锦诗

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,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。如今的这方土地,在“一带一路”的宏伟蓝图下,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。而守护这里的女儿,现在已是一位79岁的老人。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,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。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。

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,如孩童般天真烂漫,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。从青春梦想和大时代下的价值观,到敦煌的数字化和东西方十字路口的敦煌艺术之美,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,我们与“敦煌女儿”一起,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。

 

初遇敦煌,“目的不纯”

樊锦诗曾说,“我给自己算了次命,我的命就在敦煌。”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。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,虽然不长,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,不仅让她对敦煌、考古产生了兴趣,更对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。

由着喜好,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。1962年,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。

 

樊锦诗坦言,选择去敦煌,可以说是“目的不纯”。在物资匮乏、交通不便的年代,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。

在那里,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,琳琅满目、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,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。

然而,对于生在北京、长在上海的她来说,现实的条件同样“震撼”:住土房、吃杂粮,没有水、不通电,卫生设备匮乏。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、营养不良,只得提前结束实习。

“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,这是真话。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,我就说那个。”

再见敦煌,机缘巧合

世事难料,到毕业分配时,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,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,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,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,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。他们喜欢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在当时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。

1967年,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,一个在敦煌研究院,一个在武汉大学,这对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。

说起爱人,樊锦诗满满都是感动,“如果爱人不支持,我早就离开了,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、不要孩子。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,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,但是他没有这么说,我就变得越来越‘放肆’了”。这样好脾气的男人,用樊锦诗的话来说,是“打着灯笼也难找”的。

除了爱人的支持,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让她坚定了留在敦煌的选择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、第二任院长段文杰,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,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,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。他们能做到,樊锦诗坚信自己也可以。

 

扎根敦煌,无怨无悔

真正的报效祖国,不是空喊口号,是用信念坚守承诺,无需言表却掷地有声。

带着对敦煌的爱,樊锦诗全身心投入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。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,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、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,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。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《敦煌石窟全集》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。

曾有不少人问她,在敦煌待得住吗?她都会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:“人都快忙死了,忙得一塌糊涂……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,肯定是待住了,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。”

 

数字敦煌,“容颜永驻”

1998年,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。正值西部大开发、旅游大发展的热潮,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。1979年只有1万人,1984年突破10万人,到1998年达到20万人。

有一年夏天,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打着喷嚏出来了,因为洞内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。“洞受得了吗?”从此成为她当时常常思考的问题。

除了游客数量的剧增,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洞窟本体的老化也是莫高窟“青春流逝”的主要威胁。“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,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。现在的壁画很模糊,颜色也在逐渐退去。壁画和人一样,不可能永葆青春。”面对这种老化趋势,樊锦诗很伤感,“我们只能延缓,不能逆转。”

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。通过实验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,但统计出来的人数之少连樊锦诗自己都觉得不是个办法:“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。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、杰出的文化遗产、成果,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,它的精美,我们如果要限制,这个不讲道理。”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,“那时我就感觉,莫高窟有救了”。65岁的她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,要为每一个洞窟、每一幅壁画、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,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“容颜永驻”。

2003年,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,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,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。经过5年探讨,2008年底,投资2.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。除崖体加固、风沙治理等工程外,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。

2014年9月,在樊锦诗推动下,包括游客接待大厅、数字影院、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。即使游客再多,也实现了有序可控;先看电影了解、再实地体验感受洞窟的办法,不仅优化了游客的参观体验,更避免了他们“糊里糊涂来,糊里糊涂去”的尴尬。

2016年4月,“数字敦煌”上线,30个经典洞窟、4.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,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,轻点鼠标,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,游客在电脑前,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。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。

 

这一切数字化成果背后的推动者,是一位如今已79岁的老人。

爱上敦煌,其实不难

数字化产品加速了敦煌走进世界的步伐,不仅让民众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体验,更激发了不少年轻人探索古老敦煌文化艺术的热情。

敦煌艺术的入门其实不难。佛教,以宗教教义的形式呈现,比较虚幻抽象,而一旦转换成艺术,就会变得相对直观。樊锦诗建议,可以先从感兴趣的点开始。

通过观赏壁画造像,年轻人可以对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窥见一斑。

 

艺术源于生活。富丽堂皇的佛国世界、普度众生的诸天神佛,古代的画家们没有见过,除了发挥充分的想象力,更需要从现实社会中寻找元素、获得灵感。因此壁画中的场景也是画家当时所处时代风土人情的精华展示。例如唐代以胖为美,敦煌中唐代的菩萨像大多体态丰腴、姿态优美,面貌方额广颐,服饰珠光宝气,体现着盛唐特有的女性审美观。

对美的认识理解需要循序渐进。樊锦诗语重心长地说,年轻人不要着急,先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点,然后以点到面,成一个系统。比如敦煌的菩萨,通过系统了解、学习后发现,最原始的为男身,结合汉文化后,他的形象经历了“非男非女”、“男身女相”、“女身男相”、直到完全女性化的转变。如果仔细认真了解敦煌,就会发现这里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美术馆。

 

谈到年轻人,樊锦诗说,敦煌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,他们刚开始跟她一样,就是想去看看,慢慢地随着研究的开展,他们对敦煌的了解日渐加深,时间长了,就都不走了。为什么?原因很简单,就是爱上了。这群人,在敦煌儿女们陆续老去时,仍然用激情延续着敦煌那历经沧桑的青春。任时光匆匆流逝,这种青春却永不褪色。